中国一年产全球 1/4 罐头喂饱世界,国人却年吃 1 公斤:为啥?
这事儿有点奇怪,一个美国人,一年能吃掉快180斤罐头;一个西欧人,一年也能吃掉100斤;可一个中国人,一年平均连1公斤都吃不到。但最奇怪的地方在于正是这个不怎么吃罐头的国家,每年却生产出将近900万吨罐头,占了全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,卖到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我们自己不吃的东西,怎么就喂饱了全世界?这只小小的铁皮罐头到底在中国经历了什么,才让它在我们的餐桌上如此陌生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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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生饭碗,与生来珍馐这事得从拿破仑说起,1809年,这位法国皇帝的军队打遍欧洲,但士兵的肚子却是个大问题,战线太长,新鲜食物根本送不到前线,为了让士兵能吃饱饭,拿破仑拿出12000法郎悬赏,寻找能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。
一个叫尼古拉・阿佩尔的厨子拿走了这笔钱,他的方法很简单,把处理好的食物装进广口瓶,用软木塞封好,再放进水里加热,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罐头就这么诞生了,它的出身就是为了填饱肚子,为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。
半个多世纪后,科学家路易・巴斯德搞清楚了其中的原理,就是著名的巴氏杀菌法,他证明了食物腐烂是微生物在作祟,阿佩尔的加热密封法正好能杀死它们。
从那以后罐头就成了西方人生活中一个绕不开的东西,第一次世界大战,各国罐头产量疯涨,是战前的三到六倍,成本也大幅降低。1929年经济危机,荷美尔公司推出廉价的“主妇型罐头”,让无数家庭不至于挨饿。
历史学家费尔南多说过,军队是文化影响的载体,罐头就是随着战争和贫困,硬生生嵌入了西方的生活,对他们来说罐头是救命粮,是困难时期的依靠,吃罐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。
可这东西传到中国情况完全变了,光绪十九年,也就是1893年,广州出现了中国第一家罐头厂,不管是叫“茂美”还是“广茂香”,它生产的豆豉鲮鱼,可不是给普通老百姓果腹的。
即便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罐头依然是个稀罕物,那时候一斤猪肉才卖八角到一块钱,一瓶黄桃罐头就要五到七角,这价格寻常人家谁会拿它当饭吃?
它更像是一种身份和情感的象征,在上海,小伙子第一次上门见岳父岳母,不成文的规矩是得带上四样礼,咖啡、香烟、火腿和罐头。在别的地方,谁家孩子生病了,要是能买上一瓶橘子罐头,那就算是顶格的关心和疼爱了。
一个是为了活命的饭碗,一个是偶尔尝鲜的珍馐,从一开始罐头在中西方的地位就完全不同,这决定了它们后来会走上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。
一场没来得及开始的赛跑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后半叶,罐头在西方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,随着工业化发展,大批人涌入城市,生活节奏越来越快。
对一个在波士顿或者底特律工厂上班的工人来说,午休时间很短,两三片面包配一听肉罐头,就是一顿省时省力的午饭。罐头这种打开就能吃的食物,完美地解决了城市打工人的吃饭问题。
政府也出手推动,美国通过了《罐头业检查法案》,确保食品安全,德国政府甚至建议每个家庭至少储备6.5公斤的蔬菜罐头,慢慢地家家户户的储藏室里都堆满了罐头,它彻底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
同一时期,中国的罐头产业其实干得也不错,抗美援朝战争那几年,为了供应前线,罐头产量从一千七百多吨暴涨到两万七千多吨,翻了十几倍,后来它又成了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商品。
1953年,苏联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一千多万卢布的罐头,到1958年,中国的罐头出口量已经接近十万吨。七十年代初,光出口额就突破了一亿美元,可以说中国的罐头工厂从一开始,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挣外汇,满足军需,而不是为了内销。
等到改革开放,老百姓手里的钱多了,理论上罐头应该能普及了,但它来晚了,中国的“方便食品”赛道上,已经挤满了更厉害的角色。
第一个冲出来的是方便面,几分钟就能泡好一碗,味道还不错,价格也便宜,迅速抢占了市场。
紧接着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登场了,那就是外卖,靠着互联网和飞速发展的物流网络,外卖把成千上万的餐馆直接搬到了你的手机上,想吃什么,点一下,半小时内热腾腾的饭菜就送到了门口。价格和一份罐头套餐差不了多少,但口感和选择丰富了无数倍。
这场关于“方便”的比赛,罐头在中国根本没机会上场,在西方它是当之无愧的早期冠军,但在中国,等它准备好时比赛已经进入了决赛圈,而它连入场券都没拿到。
不是罐头不好,是我们活得太 “鲜”如果说错过时机是外因,那饮食文化的巨大差异,才是罐头在中国流行不起来的根本原因。有种说法是,在美国人看来把罐头加热一下,或者烤块披萨,就算是在做饭了,他们把罐头看作是现代科技保存新鲜食物的一种方式,高效、理性,但这个逻辑在中国完全说不通。
中国人的骨子里是对“吃”这件事有执念的,我们讲究“锅气”,喜欢那种刚出锅的热闹和鲜活,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焖、溜、熬、炖,八大菜系里藏着的是对食材的无限创意和对味道的极致追求。
让一个习惯了菜市场里讨价还价、厨房里叮当作响的中国人,把一份味道单一的罐头当作一顿正餐,这在情感上就很难接受,我们不觉得那是正经吃饭。
更关键的是我们想吃新鲜的太容易了,1988年7月,国家开始搞“菜篮子工程”,目的就是保证城市居民能随时买到新鲜的副食品。
到了1993年,全国已经有两千多个农副产品大市场和八万多个城乡集贸市场,现在中国的蔬菜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3亿亩以上,楼下就是菜市场,手机点单半小时生鲜就能送到家,这种便利,让罐头“长期保鲜”这个最大的优点,在中国人面前几乎不值一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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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新鲜唾手可得时,谁还会去选择那个铁皮盒子里的替代品呢?罐头在全世界通行的魔法,最终还是输给了中国的这份人间烟火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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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记忆里,还是猫碗里?当然,罐头在中国也没有完全消失,它只是退守到了一些非常特定的角落,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消费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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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冬天吃火锅,总有人习惯性地点一盘午餐肉,看它在红油里翻滚,吃进嘴里是一种扎实的满足感,再比如黄桃罐头,它几乎和童年生病的记忆绑定在了一起,那口甜腻的糖水,是小时候一种奢侈的安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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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广东,豆豉鲮鱼罐头依然是很多家庭的下饭神器,那味道里藏着几代人下南洋打拼的记忆和乡愁,除了这些,罐头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感确实越来越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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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网上有个流行的说法,叫“罐头的未来是装猫粮”,这话虽然是调侃但也挺现实,随着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,大家给猫猫狗狗买起昂贵的进口罐头来毫不手软,这反而成了罐头产业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增长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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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个东西,叫“料理包”,很多人觉得它是“2.0版的罐头”,它也是工厂标准化生产,也能长期保存,但形态更像一道真正的菜,很多外卖店的后厨用的就是它,它接过了罐头“方便快捷”的接力棒,但用一种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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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罐头在中国和在西方走出两条完全不同的路,不是什么偶然。它在西方诞生于战火和贫困,是雪中送炭,自然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,它来到中国时,我们把它当成锦上添花的稀罕物,等我们终于有能力消费它时,却发现已经有了比它更好、更新鲜、也更方便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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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强大的美食文化和极其便利的生鲜供应链,共同决定了罐头很难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主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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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想来,这似乎也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,它或许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富足和便利。一个曾经代表着人类与饥饿抗争的伟大发明,在我们这里成了无足轻重的选择,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幸福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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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次你在超市货架上看到那排罐头时,会怎么想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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